研究表明,中国有1亿多精神病人和1600多万重症病例。这篇文章发表前不久,台湾首富郭台铭宣布他的富士康N+1跳楼事件的“替罪羊患有精神疾病。本文主要论证了我国精神病人的类型和成因,以及政治干预治疗精神疾病的途径。如果你把这两篇文章一起读,你会看到以下事实:
1.中国不同程度的精神病人无论从数量还是从占人口比例来看,都是人类历史上的记录。官方报道中国总人口约14亿,其中精神病人超过1亿,几乎占人口的1/13~1/10。除了中国自己,这个记录被认为是没有其他超过的。
二、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下层,都容易患心理疾病。今年《南方周末》文章中引用的调查谈到了官员易患精神疾病的制度原因;去年的《展望》新闻周刊讲了为什么社会底层容易得心理疾病。比如精神病人大多是“一贫如洗的穷人。文中引用的“研究说:“由于治疗费用高,加上患者几年,甚至十几年、几十年的消耗,大部分家庭都变穷了,甚至连享受医保的患者家属都负担不起入院门槛。收费和门诊自付,更何况大部分患者没有医保。这相当于在今天的中国宣布一项新的社会法,即“穷人=精神病患者。
郑州抑郁症医院介绍,以上文章涉及到一个共同的问题:转型期压力大导致的社会紧张。穷人的压力来自于基本的生计,比如就业、家庭生计、医疗、子女教育,以及长期的压迫和不公。官员的压力来自官场的破格,比如买卖官员导致的晋升渠道的异化(流行语概括为“男靠送钱,女靠送色),同事之间的竞争不是靠业绩而是靠利益,即上下级之间的保护与被保护的政治保护关系;公务员的价值观被严重扭曲。面对各种不公平、丑恶的事情,他们不能靠是非和良心,而必须“从党和政府的利益出发(其实是自己的前途),扭曲自己去适应这种腐败的制度。比如拆迁部门的官员就要铁石心肠,不但对拆迁户的拆迁漠不关心,还把拆迁户用汽油自焚视为“妨碍执法。郑州精神病院指出,其他科室的情况也类似,因为信访部门面对的是满腹委屈、备受折磨的上访者。纪检部门天天都是贪官污吏的腐败行径,审计部门面临假账。我得闭着眼睛通过(被审核方可以为“通过审核买单)...每天面对这个是非颠倒,黑白迷茫,五个人迷茫的社会,可以想象中国人的生活已经是这样了。
我在的时候,检察官的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,他对自己的职业深感厌倦,因为他每天都要面对贪官污吏的档案,尤其是他认识的一些熟人,看起来那么可敬,魅力之下隐藏的是人性的黑暗。久而久之,他几乎怀疑每个人都有问题。而且在媒体工作,经常面对各种各样的黑暗,无法表露出来,所以很愤怒,也很压抑,很理解他的感受。但是,十年前的黑暗并没有今天的明亮。很多人经常通过短信告诉我,现实比我在《现代化的陷阱》里分析的要阴暗十几倍。生活在这个压力越来越大的黑暗社会,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有心理疾病。
如果一个让大部分人感到压力很大,这么多人被认为患有精神疾病,那一定是生活环境的严重问题。政府应该想办法改善社会环境,缓解压力。然而,中国政府在缓解压力方面做得很少。而是效仿了共产主义屠夫斯大林,把不同意的人都关进精神病院,采取政治惩罚的方式来对付所谓的“精神病。去年5月,《瞭望》新闻周刊的文章很明确地表示,由于精神病院不足,部分中青年精神病人将由司法机构治疗。具体方法是将异议者和社会不满的表达视为精神病,鉴定人不是专科医院,而是我国的基层组织,如街道办事处、村委会、乡镇政府等。这些基层组织“识别和认定辖区内的“精神病人,并将其送交司法控制。这种做法几乎是按照斯大林定律制定的一套“游戏规则,无视法治,无法无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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